阜成门始建于元代，是元大都城西垣的南门，当时称平则门，明正统四年（1439）修建内城，改称阜成门，含“物阜民安”之义。清代沿用此称，但民间仍习惯称其为平则门。
古代城门是城市交通的枢纽，通向城门内外的道路是人员、物资的重要通道，周围区域还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居住、商业空间布局和民情风俗。
阜成门位于内城西墙中部，正对西山，是京西古道的起点，西山煤炭多取道此处运入城内；郊外泉水众多，西峰秀色，前往钓鱼台的游人、攀登妙峰山的香客，也大多出阜成门；关厢区域菜园遍布，对来自城内的粪水需求量大，粪厂应运而生；广济寺、白塔寺等诸多寺庙不仅是寄托信仰的清净之地，其庙会也是城乡物资交流的集散地。
1870年至1875年，阜成门瓮城外西北面
元、明以来，京西门头沟所产煤炭往北京城运送时，作为内城西垣中门的阜成门就是必经之地，因此阜成门又称“煤门”。煤车、煤驮常出入此门，为求吉利，煤栈客商便捐资在瓮城门洞内雕刻梅花一束。“梅”与“煤”谐音，每当冬季来临，黑色的煤炭像迎冬绽放的梅花一样，总是给人带来温暖和希望，正所谓“阜成梅花报暖春”。在明清乃至民国时期，政府为便于管理和收税，几乎对各种商货都设有经纪，煤炭作为京城使用的大宗货物自然也不例外。阜成门作为运煤进城的重要入口，有众多煤厂，1929年经北平社会局调查，阜成门外北城根有广和成等煤厂19家，长期设有炭行经纪，征收牙税。在近代铁路修建和汽车运输兴起之前，西山所产煤炭主要靠骆驼和骡车等交通工具运往城内。因此，阜成门外关厢以及城墙根两侧分布着诸多与煤炭经营有关的商铺、车铺，乃至供租用的骆驼、马匹和驴骡店。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统治者强行征收煤炭捐，经常引发车夫抗捐等冲突事件。比如1948年5月17日，阜成门外就曾有煤车三百多辆，欲行进城，税警强行拦车征捐，车夫认为煤炭捐征取不合理，不能缴纳。正在僵持之际，恰有军人押运煤车三四辆，依特权被免费放行。车夫愈加气愤，争执之下，双方发生冲突。军警甚至鸣枪弹压，场面混乱不堪。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的鲁迅故居全景，现在是博物馆的一部分。鲁迅故居是鲁迅1924年5月到1926年8月住过的地方，是一所普通的小四合院，从建筑到室内陈设都比较简朴。摄于1981年据民国初年统计，北京城外共有菜园子八百余家，每日在各菜市发售菜蔬。这些菜市集中发售地点分布在各城门之外，例如朝阳门外东郊市场、东直门外关厢、安定门外窝桥北等菜市，阜成门外月坛菜市就是其中之一。经营菜园的菜农将菜蔬运到市上，由园主与菜行经纪规定菜价，或自己进城销售，或批发给肩挑背扛的小摊贩售卖。比如，民国时期阜成门外南驴市口月坛市场，原有菜市一处，共有经纪七家，各有专行，主要是葱、蒜、瓜、茄、青菜等行经纪，经纪人由地方公署财政厅颁给牙帖，作为经营资质的凭证，设立牙行，代商人销货，收取费用。后来，随着城市发展，各种蔬菜浮摊越来越影响交通和市容，于是政府开始在相对集中的区域兴建专门的菜市场。1925年，阜成门外绅商便以该门外月坛菜市有碍交通为由，集资改建市场，令所有售菜人集中到此处售卖。
1922年至1925年，阜成门瓮城内闸楼门洞和道路边的缸瓦市。闸楼辟在瓮城北月墙，为硬山式灰筒瓦顶；瓮城门洞为五伏五券式券洞门，券洞中心靠外侧正对闸楼的券顶处是悬起的千斤闸，紧急时，千斤闸放下则完全封闭城门。北京内城瓮城的闸楼都设有同様规制的千斤闸。东北角的小庙是关帝庙
阜成门还是北京内城运粪出城的地方。明清时期，由于古代城市尚未建立完善的粪便排污系统，因此无论是皇室王府还是平民百姓之家，粪溺之积都需要由粪夫定期掏挖，或集中晾晒，或直接运出城外，作为肥料予以销售。京西菜园众多，对粪水需求量大，加之运煤出入，灰尘遍布，因此内城运粪出城往往走阜成门，以至于阜成门外关厢不仅粪厂甚多，而且建有专供贫困粪夫死后下葬的公墓。在旧社会，掏挖粪溺虽然令人掩鼻，但对于下层民众谋生而言，却是一个收入不错的行当。粪夫打扫厕所，向来有一定路线，即所谓粪道，而粪道由粪厂出资购买，然后才能由属于自己粪厂的粪夫定期前往掏挖。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粪道收归北京市卫生局管理。如今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北京城居民吃水、用水大多依靠河水或井水。北京是形胜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西北方向绵延不绝的燕山山脉，不仅是北京的天然屏障，而且为城市带来了丰富的水源。如源出西山的永定河等河流，还有城西泉水溢出带遍布各处的泉眼。阜成门外的钓鱼台就是泉水集中之地。史载，钓鱼台为金代君主游幸处，台前有泉从地里涌出，冬夏不竭。凡西山麓之支流悉注灌于此，元时谓之玉渊潭，为丁氏园池。清乾隆二十八年浚治成湖口，受西山新开引河之水，复于下口建设闸座，俾资蓄泄，湖水合引河水，由三里河达阜成门之护城河。北京著名的井泉也大多位于西北部，例如北郊的沙井与满井，沙井在安定门外西河滩，平地为井，是典型的泉水溢出口。满井在德胜门外，井水虽浅，但无论何时，水皆涌至井口，俯拾即是，不需要汲器提取，故称其为满井。此外，西直门、德胜门外河滩中有泉源之处也很多。其中，最负盛名者，即为阜成门外南护城河中的蜜罐井泉水。蜜罐井甘甜如蜜，清洌芳凉，温度常年恒定，夏日饮之，凉可彻骨，清爽宜人，冬季则略具暖性。究其水系，缘于该井泉眼与玉泉山、昆明湖一脉相承，水质口感与玉泉山之水大致相同，绝非其他井泉所可比拟。因蜜罐泉井水味甘洌，驰名远近，不仅西城一带居民商户用车前来拉水，而且城内东至西四牌楼、南至宣武门、北至西直门小街一带的大家住户也经常到蜜罐井运水。据说，清内务府有时也会派人到此处取水，慈禧太后饮用后，颇为欣快，当得知是蜜罐井泉水时，便口谕饬封其名曰“蜜罐”。
蜜罐井为平地出泉，除了供百姓饮用之外，源源不断的泉水也为阜成门外护城河提供了稳定的水源。清光绪十一年（1885），负责治理京师河道的张曜带领兵丁挑挖护城河，看到阜成门外有此蜜罐井泉，便计划将蜜罐泉井掘开，引水入护城河。此事被阜成门外绅商得知后，立即推选代表，前往张曜军中呈词，申明蜜罐泉井历史悠久，是阜成门附近商民唯一的饮用水源所在，恳请保存此井，造福百姓。秉性正直的张曜答应所请，未料手下兵丁后来又擅自刨挖蜜罐井。张曜得知后，将违背命令的两名士兵在蜜罐井旁斩首示众，以儆效尤。为加强保护，又将蜜罐井筑成一高台，准许商民随时汲水吃用。蜜罐井对于阜成门附近百姓饮用水如此重要，却引起了一些为非作歹者意欲侵占渔利。1930年，有个名叫许茂林的人，将蜜罐井包租，据为己有，禁止商民随意汲水，还在井上建起一座房屋，昼启夜闭，防人偷水。结果，远近商民用水大为不便，激起公怒，有人一气之下放火将蜜罐井屋烧毁，结果屋塌井塞，难以汲水。见此情形，许茂林一面用沙土石块恶意将蜜罐井完全填塞，一面私通官方，将阜成门外附近多处泉井承包，霸占水源。此举再次引发周边百姓公愤，一些急公好义者联名递呈公安局和工务局，请求在原先的蜜罐井旁边另打一口新水井。但由于打新井不仅耗费钱财人力，还需半年之久，官方认为不如仍将原井挑挖后更为便利。1933年10月，原井口挑挖竣工，阜成门一带绅商还举行了隆重的重开蜜罐井泉典礼，参加者约有二百余人，焚香祷告，以求天赐饮水。经过掏挖的蜜罐井，水味依旧甘洌，任由百姓随意汲取，商民大为称快。
“宫门口”这个地名一直延续了好几百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这么叫。图为1959年，阜成门内宫门口服务所修鞋工人 。王一波摄
阜成门内大街有白塔寺，每逢阴历五、六，例有庙会。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庙会是北京商业市场的重要组成，更是普通百姓货品交易之所，对于供应市民生活物资需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北京庙会向有“集”“会”之分，凡在城内，如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等，均称为“会”，城外的土地庙、花市，则称为“集”。会与集的分别在于集期必有乡民进城，售卖笤帚、扁担、箩筐等物件的地摊，会期则无。各处庙会所售卖物品差别不大，而且都归庙内管辖。所有前来售卖货物的摊贩都要按照规定缴纳捐费，类似于摊位费。收捐标准与摊位所占地大小有关，一般而言，五方尺以内收一枚京钱，五方尺以外一方丈以内收两枚，以次递加。各处庙会一般是每天上午十时以后，各摊贩上会，十二时大致摆设就绪，逛庙会的人大多在下午一点以后陆续前来。一时之间，红男绿女，老幼妇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购物者，也有只看不买的，叫卖之声充盈耳鼓，百货琳琅满目，极一时之盛。到了下午四时以后，逛庙会的人逐渐散去，各摊贩又开始忙碌，收拾整理货物。如果次日庙会还在此地，就将所有物品寄存庙内，各自归家，次日一大早再来摆摊；如果当天庙会结束，则又忙于赶赴别庙，转运货物。
1917年至1919年，阜成门城楼西面瓮城内，元大都时叫平则门，1965年被拆除
不同的历史时期，北京城庙会之兴替各有不同，就清代、民国时期而言，比较著名的庙会有护国寺、隆福寺、土地庙、花市和白塔寺等。各处庙会至迟在清乾隆年间就已形成，只有白塔寺庙会创始最晚。民国初年，因阜成门及西四一带绅民向当局申请，于逢五逢六日开放白塔寺。如此一来，西城在护国寺庙会之外，又多一庙会，而且白塔寺虽然面积不大，但庙会生意发达，摊贩云集，几乎与护国寺、隆福寺庙会不相上下，因缘际会，阜成门内大街一带，也因此繁荣不少。北京庙会物品之丰富，一般公认隆福寺摊贩所售货物最为齐全，但实际上，在白塔寺庙会上也有颇多玉器、古玩、字画等雅货，货物齐整，比之隆福寺毫无逊色。而且当时经常有人能在白塔寺庙会上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稀见的玉器古玩和名人真迹字画，这成为白塔寺庙会吸引人的重要特点。此外，白塔寺庙会还是阜成门内外城乡物品交易的重要场所，庙内浮摊种类繁多，诸如梳篦、粗盐、布匹、儿童玩物、戏具、纸花、绒花、化妆用品以及各种零食摊贩，样样俱全。 在古代社会，晨启暮闭的城门乃至周围的城墙，是实现城市治理的重要基础设施。老北京城门之一的阜成门曾经见证了元大都以来北京的历史发展，目睹了数百年间出入城门者的喜怒哀乐。如今，城门形象已经远去，阜成门只是偌大京城的一个地名，但历史上以它为空间节点而塑造的城市格局和文脉遗留依然深深烙印在北京这座现代化大都市中。
作者：刘仲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1年第3期，原标题“物阜民安阜成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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